1974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算是“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大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还是赶不上形势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正是教育革命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嘛。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李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罗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虽说只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张村长，说来他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他的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张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张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长相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呢？看来这教材真得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张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的，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张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指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淳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张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张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儿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都走得汗流浃背，于是张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累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对她来说，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张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儿。”这个“山楂树”，此时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安黎，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再凹一点的话，简直就像个外国人了。尽管安黎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安黎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九一三”事件受了牵连，所以安黎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再后来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是怎么想的，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安黎因为老头子的关系，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安黎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地干，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道：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安黎嗓子很好，是所谓的“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每到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安黎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安黎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至于她喜爱这首歌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她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张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让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张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了地上。
歇了好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李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张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张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棵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象比这诗情画意多了。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张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张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在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还是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张村长是见过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记录他讲话的场面好像早已司空见惯，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张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在内心里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党的政策向来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此时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象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和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苏联小伙交替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苏联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张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像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像一个个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张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村民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张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张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家中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
休息了一会儿，吃过了饭，张村长就开始安排几个人的住处。李师傅、陈副校长和那个叫李健康的男生住在了一户村民家里，罗老师只是暂时住几天，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虽然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张村长只好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可我家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